成龙大哥在安徽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大哥！

香港演艺界“大哥”成龙的父亲房道龙（“龙爸爸”）2月26日在养和医院因前列腺癌病逝，享年93岁，他的葬礼将于8日在澳洲举行。日前，成龙同父异母、一直生活在安徽的两位哥哥房仕德、房仕胜带着他们珍藏的与“龙爸爸”的合影找到媒体，希望能与成龙家人取得联系，兄弟两个欲参加父亲的追悼会，瞻仰父亲遗容。

　　房仕德、房仕胜对于父亲的去世深表痛心，父亲去世后，两兄弟一直想与亲人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在父亲入土前，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但无奈，至2001年后，两兄弟就很少与父亲有过联系，成龙方面也一直没有过接触。昨日，回到香港的成龙并未对此事作出正面回应。

　　相隔40年，父子才见面

　　1940年出生的房仕德和1946年出生的房仕胜是影星成龙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他们是裕溪口龙窝村人，母亲早在1947年就去世了。因为当时年龄太小，弟兄俩现在已经对母亲没有多少印象。父亲房道龙1950年因为一些历史原因离开家去了澳门，对于当时的情景弟兄俩的记忆也不是很深刻了。母亲去世了，父亲离开了家，年幼的弟兄俩相依为命，在村里一直靠姨奶奶、姑姑等亲戚照顾过活。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带信给房仕德、房仕胜，说让他们俩去芜湖张家山取一封信，信是父亲房道龙从澳洲辗转寄回来的。当时父亲在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做厨师，有一次一位中国领导人访澳，父亲将自己欲寻内地两个儿子的愿望告诉了这位领导人，经过这位领导人的帮助，父子三人才最终得以见面。弟兄俩向记者回忆说，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几十个字，大概内容是说自己在内地有两个儿子，看有关组织和部门能不能帮忙联系找到他们。

　　弟弟是名人，不想麻烦他

　　自此，兄弟俩和父亲便有了书信往来。1985年，房仕德、房仕胜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广州。在广州，多年未见的父子在一起聊的最多的便是家务事，父亲房道龙告诉他们，两人还有一个弟弟，叫成龙，是他和后任妻子所生，是拍电影的，成龙是他的艺名，他的本名有两个，一个是陈港生，一个就是房仕龙，他们都是仕字辈。

　　从那以后，父亲房道龙每隔一两年都会回裕溪口老家探望他们和其他亲戚朋友，父亲也经常和他们谈起成龙，说得最多的是成龙在好莱坞拍电影有多么吃苦，多么危险，经常受伤。后来，成龙越来越出名，工作越来越繁忙，对于这个同父异母的明星弟弟，兄弟俩从来没有打扰过他的生活，他们告诉记者，因为弟弟是名人，他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给成龙带来任何压力。上世纪90年代末，纪录片《龙的足迹———成龙和他失落的家庭》曾来芜湖裕溪口取景拍摄。

　　公开身份，只为参加父亲追悼会

　　2001年最后一次回芜，芜湖市统战部有关领导还来到他们家里向房道龙赠送了一幅迎客松镀金铁画，而房道龙则向来客赠送了成龙的签名照片。2001年之后，房仕德，房仕胜按照原来父亲留下的联系方式给香港、澳洲两个住处打电话，都没有联系上，电话里的提示总是英文，他们也听不懂。直到前天，他们突然从媒体上获悉父亲去世。房氏两兄弟称，在与父亲房道龙的接触中，父亲一直乐观开朗，身体也一直很好，一时之间他们无法接受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非常心焦，他们非常想参加追悼会瞻仰父亲的遗容。目前，他们苦于无法与成龙及其家人取得联系，无法参加父亲的丧礼。

　　因为近几年和父亲失去联系，一直很低调的他们这才想到通过媒体第一次向社会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有关方面能帮助他们联系到成龙那边，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参加父亲的丧礼，送父亲“最后一程”。

　　成龙昨未正面回应

　　成龙，曾用名陈港生，直到2001年他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祖上姓房。2004年，成龙特地为儿子举办了更名 “房祖名”的仪式，算是认祖归宗。据资料考证，成龙的父亲房道龙早年赴港谋生活，家中撇下两个儿子。到香港后，房道龙另娶续室，并生下一子陈港生，入演艺界后取名成龙。在和县沈巷镇房桥村的房氏家谱中却清楚地写着：“道龙，生于1915年12月22日丑时，聘尹氏，生子二，长仕德，次仕胜，续配海外，人生年姓名不详，生子一，艺名成龙。”而且，这份家谱是成龙的父亲上世纪80年代回老家时出资续制的。

　　记者就此事致电成龙所在的经纪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成龙的家事，除成龙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进行答复。她表示，会代记者向成龙求证，但截至发稿时，记者尚未得到明确的答复。成龙昨天自长春返港，现身机场谈到父亲过世一事，他低调表示：“在等父亲死亡证明出来，才会决定何时赴澳洲。”龙爸爸葬礼定于8日在堪培拉举行。

这消息够震惊的,没想到,现在的明星新闻真是多,都搞不明白是炒作还是其他

提起国际影星成龙，您不会不知道，但您知道成龙的原籍在哪里吗？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您知道吗？且请看来自本文的叙述—— 骄傲啊！我的三弟叫成龙 ——成龙二哥饱含热泪诉身世 在安徽省广德县，提及房仕胜，熟悉他的人们更多地是用“成龙二哥”来称谓。见到房仕胜时，那与国际影星成龙颇有些神似的外貌不禁让笔者为之眼亮，“这就是成龙同父异母的二哥。”随行的一位该县外事办老领导钱济珊对笔者说。在得知了笔者的来意后，房仕胜遂饱含热泪地向我们讲述他的坎坷身世——父亲扛着鸟枪一去便杳无音信，兄弟俩成了“孤儿”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和县沈巷镇房桥村，祖籍山东临淄。据《房氏宗谱》记载，我们这支房氏宗族是唐朝宰相房玄龄的后人。我的父亲叫房道龙，生于1915年。父亲25岁时，大哥房仕德出生，四年后便生下了我。1948年，母亲因为经受不住病体的折磨而投水自尽，丢下了7岁的哥哥和3岁的我，后来据大人们说，母亲是得了治不好的妇科病，就是不投水也活不长久了。 母亲死后不久，父亲就将我们兄弟俩送到亲戚家寄养，哥哥在舅舅家，我则被送到姨奶奶家，他自已跑到上海码头当搬运工。第二年，父亲从上海回来，将我们接回了家，在那段父子共同生活的几个月期间，父亲平日里在家乡港口码头当搬运工，空闲时则会带着鸟枪出去打猎。1949年的一天，父亲扛着鸟枪出去后便再也没回来了，此后多年杳无音信。之后，我们听到村里人议论说，父亲是逃到香港去了。 一开始，我和哥哥都不明白，父亲在家过的好好的，虽然家里穷了点，但也不至于跑到香港去啊？后来，我们从村里人的谈论中才逐渐知道，父亲是跑到香港去了。当时我们虽不知道这种行为是多大的错误，但从村邻亲戚们躲躲闪闪的神情中看出了父亲这种行为肯定是当时所不允许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兄弟两人被大家视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公开接纳我们，照顾我们，谁不怕受到牵连呢！父亲走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哥哥俩人，家里的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好心村邻及亲戚们的接济自然不是长期“饭票”，吃了这顿没下顿是常有的事。我们经常是每到村里人吃饭时，我和哥哥就扒在别人家的门口，傻痴痴地望着，有些人看到我们可怜就从口里省下一点给我们吃。然而当时村里的人都很贫穷，口粮都很缺，这样时间长了，我和哥哥在村里也就难以要到饭吃了。见到这种情况，邻村的舅爹爹（舅舅）便将我们兄弟二人接到他的家中，可是舅爹爹家也很穷，一家五口人再加上我们这两口，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趁舅爹爹家人不注意，我和哥哥悄悄拿了只碗开始出门讨饭，本村不够要了，哥哥便带着我到村外去要，晚上再回到村子来。后来，哥哥见我大些了，能认识到回村的路了，我们就分头去要饭，这样才得以勉强裹腹。 1954年家乡发洪水，自已家中的三间茅草房被冲倒，一切家什被水冲地无影无踪，舅爹爹一家也无家可归了，我们只好捡半块瓦片当作讨饭碗。从此，我和哥哥白天四处流浪，夜晚露宿村口街头。开头几年，姨奶奶还用破布旧棉花给我和哥哥缝了一套棉衣，后来，她也无力帮助我和哥哥了，我们只得从垃圾堆里捡来破麻袋和破布围在身上，这样夏天还容易过，但天寒地冻的日子却难熬。我们常年打赤脚的脚被冻得像面包，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围在身上的破麻袋和破布经雨淋时间长了就长满了虱子，晚上偎在草堆里，就是不冷，虱子也咬得我们难以入睡。肚子饿得慌，身上痒得很，我们兄弟俩常常是偎在一起哭泣到天亮，这样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走村串户的讨饭日子。那时我们常想：“狠心的‘大大（爸爸）’，你为什么丢下我们不管？” 苦难的童年，令我不忍回想 我们的童年真够苦的！记得一年的冬天，我正睡在一户人家的养驴棚里料草中，因为虱子咬得太难受了，我就将破衣服脱下来放在外面晒着，谁知，却被其他讨饭的人顺手拿走了，当时天气极冷，而哥哥又在外面要饭，大概是这天的饭不好要，直至晚上哥哥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这里，而我因为没有穿衣服不敢出门而饿了一天，哥哥见状只得在外面的垃圾堆里给我找来破麻袋、破布和报纸围在我的身上。而我那同样苦命的哥哥却有三次差点见了“阎王”的经历。第一次，他借用一个渔民的腰盆，带着讨饭碗，准备划到一条江轮上去要饭，谁知刚接近这条船时，一根粗大的木头从船上掉了下来，从他鼻梁尖落下，腰盆被打翻了，讨饭碗也被打落到江中，哥哥吓得连忙游到轮船上，一手抓住操纵杆一手抓住腰盆沿，把腰盆翻过来，小心翼翼地爬上去，使尽全身力气划岸边。第二次是，哥哥的腿上害了大疽疮，没钱买药加之经常睡上脏地上，蚊虰蝇咬，疮面越来越大最后都烂出了白花花的骨头。那段日子里，一直是我出去讨饭给哥哥吃。因为我人小又颇为机灵，为了能多讨一点饭，人家常逗我说这说那，我就顺着他们的意思说，他们高兴了也就多给我一点饭，每当讨到饭时，我就飞快地跑到哥哥身边，让他先吃。到了晚上，我看着哥哥这条都露出了大半截白花花骨头的腿，常常哭着对他说：“哥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咋办呢？要么咱们一块死......我们还要等着大大回来呢！大大肯定会回来的......”为了救哥，只有七八岁的我向父亲的亲友磕头下拜，求他们救救我这可怜的哥哥。  
我的诚心终于打动了一位亲戚，她把哥哥送到镇上的医疗所，花了两块五角钱治好哥哥的疽疮，为这事，我们哥俩一辈子都记着这位亲戚的大恩大德。第三次是在1958年的春天的一天，平日里总是我们哥俩一同出去要饭，而这一次哥哥却告诉我，今天他不想出去要饭了，让我去。我出门时也没多想，可走到半路上心神总是有些不定，想到临走时哥那魂不守舍的样子，寻思着哥莫不是想做什么事？想着就有些害怕连忙又折了回来。谁知回来时就看到，哥哥已经吊在了我们栖身的那座生产队仓库的横梁上，我连忙扑过去，一把抱撑住哥哥的双腿，大声哭喊着：“哥哥呀，你不能死，不能死啊！哥哥，你不出去要饭了，我讨饭养活你，大大会回来的，我们等的到他的......”哥哥见我哭的可怜，才最终打消了自尽的念头。哥哥解救下来后，他告诉我他自杀是因为见我大了，能自已要饭养活自已了，再加上，他大了难以要到饭了，还需要比他小四岁的弟弟来养活，所以越想越觉得悲伤才选择一走了之的想法的。听到哥哥这样一说，我们俩不禁哭诉了起来：“大大呀，你和娘生下了我们，却不把我们养大，就是小鸡，也要老鸡带着觅食啊！大大，你一走了之，却给我们兄弟两人留下了多少苦难啊......大大啊！娘啊！...... 后来，哥哥帮人放牛，有了安身之处，不久后，他离开了家乡到了芜湖市里。而我则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偷偷爬上一条江轮来到了安徽安庆，随后，我先后流浪了几个城市，哥哥找过我多次而未果，他以为我已不在人世了，大半年后，我回到了芜湖了，令哥哥大吃一惊。 人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一点不假！最终救了我们哥俩的还是党和政府。1958年， 芜湖地区在村里办起了鱼苗养殖场，我同哥哥成为场里员工，每月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活才得以渐渐安定。1966年养殖场撤消，员工们被分配到芜湖地区所属的八个县，哥哥他到了繁昌，我分配到了广德，并在广德成家立业。往日那异常艰苦的生活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几十年来，为使一家几口人能过上好日子，我养过鱼、喂过猪，当过兽医，还利用业余时间做蛋糕，炕烧饼、开汽车，只要能挣钱，不管多累多苦都愿干。 在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关心下，父亲终于找到了我们 1978年春天，我正在园艺场挖南瓜，芜湖地区外事办的一位同志突然找到我，问我认不认识房道龙。“房道龙，那不是我大大吗？”我一听大吃一惊，难道大大还活着？来人见我一脸的疑惑便告诉我，父亲当时在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当厨师，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访问澳洲时与父亲有过接触，父亲写封信，请吴副总理捎回国帮助寻找我和哥哥的下落。这封几经辗转，先是落到了和县，可县里一查，我们住的那个叫龙窝村的小自然村早在办鱼场时已经撤销了，村民已被分散到皖南八县，没有人知道大化（哥房仕德的小名）和小化（我的小名）的下落，后来这封信又转回了芜湖外事办，外事办的人在皖南一个县一个县的查找，终于在繁昌县找到了在该县轮窑厂工作的哥哥房仕德，在广德找到了。听完来人的介绍，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虽记不清父亲的音容笑貌，但小时候我和哥站在村口盼望“大大快快回来”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远在繁昌的哥哥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在信中，大哥回忆了他背着鸟枪带我们出去打鸟的情景，回忆了母亲去世以后，他把我们送到亲戚家抚养的情况，并附上我和哥哥的两家合影的照片。不久，父亲来信说，他看了哥哥回的信后，认定我们就是他丢失多年的儿子大化和小化。 1985年，按照父亲信中的约定，他来广州，我和哥哥到广州去和他见面。失散了36年的父子就要相见了，我和哥哥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大大，我们终于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您了。虽然，您在我们最需要您的时候一声不响地走了，可我们的血管流着您的血液，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割舍不掉的。父亲啊！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终于可以见到您了！ 到了广州，在火车站的出口处，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的父亲——一个头花花白的老人（父亲此前寄来过照片）朝我们走来。我和哥哥一下子愣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眼前这个头花花白的老人，老人也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我和哥哥。这就是36年前带着我和哥哥打鸟的大大么？可怎么也看不出当年的样子。再细细一看，我们终于发现他的眼睛和眉毛还留下当处的痕迹——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移步走上前，父亲也移步向我们走来，近了，近了，我和哥哥激动地喊出36年前对他的称呼——“大大”，刹间，我们三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谁也不说话，哽咽着，任泪水在脸颊上流淌着......这可是再幸福不过的泪水啊！36年父子相见诉不完地衷情，品不尽的幸福滋味36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6年？当年背着鸟枪出门的黑发青年现已变成了一头的白花，两个儿子也从不谙世事地幼年走到了脸刻沧桑的中年汉子。为了不给年迈的父亲再增添痛苦，我们哥俩决定，把过去的经受的苦难深埋心底，不向父亲透露半点。要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原由只是不想让父亲因为过去的往事而使他的心灵上再经创伤，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求什么呢？父亲活着回来了，有这点这够了。在广州见面的当天晚上，父子三人倾诉了整整一夜，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也就在这天晚上，父亲第一次向我们诉说了当年他离家出走的原因和这36年以来的生活——我们的母亲死后，他便到上海去谋生，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同乡女子，后来，她便成为了他第二个妻子。
当时，这个女子死了丈夫，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上海苦度日子。由于同病相怜，他们由相帮到相爱遂成为夫妻。父亲本想与她在上海组成家庭以后，再将丢在沈巷的两个儿子接去一起生活，谁知后妻在外国领事馆的一个亲戚因为一些事牵连到他，他怕出事，先是躲回老家和两个儿子生活了半年，接着在后妻亲戚的帮助下，逃到香港。到香港后，父亲改母姓，更名为陈志平，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找到了一份当厨师的工作。不久，后妻来到香港，为了生存，她也在这个领事馆里帮佣。后来又一同来到澳洲，他在美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当厨师，妻子在使馆当烫洗工。说到这里，父亲拿出一张照片说：“这就1954年在香港同你们后母所生的弟弟叫成龙。”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三弟成龙的成长史。 成龙出生时体重13斤，后母难产住院，当时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所欠的大额医药费，万般无奈下准备以1500港元卖掉这个刚出生的儿子。这时，与父亲熟识的香港武术大师于占元知道了，在他的热心帮助下，才将儿子留了下来，取名陈港生。为报好友的深情厚意，港生拜于占元为义父。 据父亲介绍，港生很有天赋，从小就喜欢练武，一生乐于习武的父亲就经常带他跑步、练武，每天早上6时起床，风雨无阻，由于勤学苦练，渐渐地掌握了武术的基本功。很小时他已能双臂倒立攀登楼梯。他小小年纪就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5岁在南华小学读书时，经常同欺负中国学生的洋同学斗架而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父亲还介绍说，有一年的一天，索马里一位大力士到香港打擂，这个外国人仗着身高体壮，武功好，不少人败在他的手下，很多人虽不服气，却不敢同他交手。这时港生看到他耀武、扬威的样子很是愤愤不平，毫无惧色地跃上擂台，凭他过硬的腿脚功夫，几个回合就把他打下台来，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誉。 在香港父亲见港生学业无长进，练武倒是一块好材料，随于7岁那年将小港生送到义父于占元开设戏剧学校学艺，取艺名为元龙。在戏校里，他每天6时起床，练基本功，夜晚还到荔园游乐场参加演出，由于刻苦认真，很快成为戏班“七大台柱——七小福”之一。8岁时他初上银幕，开始在《小黄天霸》中跑龙套，后在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金瓶五艳》中饰演书童及郓哥。他在《秦香莲》中饰冬哥还表现出他在演文戏方面的潜能。 在这期间，父亲随妻去澳洲谋生，元龙留在香港由义父于占元照顾。 1971年，元龙结束了十年戏校生活，进入电影界。最初，他只是为大明星做做替身，跑跑龙套。第二年，他主演了《顶天立地》、《广东小老虎》而渐为影迷所熟悉。著名的武打影星李小龙不幸逝世后，各大电影公司急于寻找功夫棒、身手好的演员来顶替李小龙的位置。元龙因为武功出众被罗维电影公司看中，从此艺名改为成龙，这之后他接拍了大量地武戏电影并逐渐走红影坛。随着儿子成龙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父亲和后妻的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父亲仍在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当厨师，他的妻子也仍在大使馆当烫洗工。这样直至退休。 讲完成龙的成长过程后，父亲再三叮嘱我们，弟弟现在很忙，正为影视界做贡献的时候，你们不要去打搅他。我们听到父亲这样说后，当即向父亲表态：“三弟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骄傲，更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不但不会打搅他，我们还会在身后默默地支持他，为他呐喊加油。” 1994年，我父亲又一次回到了房桥村。这一次，他做了一件他认为第一重要的大事：出钱资助修饲缮《房氏宗谱》。也就在这次修谱中，父亲将三弟成龙也修进了《房氏宗谱》。我们为有成龙这样的三弟而自豪 在采访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房仕胜对于这个从未谋面的三弟的牵挂及同样血浓于水的深情。 房仕胜告诉笔者，三弟成龙的形象就是整个房氏家族的形象，因而他很注重维护这个形象。记得有一年，浙江一家媒体的记者闻知他是成龙的二哥后，过来要采访他，但他断然的拒绝了，原因是当时家境不是很好，他认为这样的境况被媒体公开后是有损于三弟形象的，而就因为这个原因他曾拒绝包括香港在内的一些知名媒体的采访，而笔者的采访是他自从知道有个成龙三弟后的第一人，他说因为现在他通过自已的勤劳改变了家境，这样对外宣传才不会有损三弟的形象。就在不久前，上海一家皮鞋厂找到房仕胜，想请他通过兄弟的关系同成龙联系上，做他们产品的代言人，但他一了解，这家厂子的产品根本不上档次，让他做这个“中介”岂不是有损成龙的形象，遂断然拒绝。事后房仕胜告诫家人，处处行事为人一定要首先想着成龙，千万别做损坏房氏家族及成龙形象的事情来。采访时，他的妻子姚双珍就笑着告诉我们：“老房经常给我们上‘紧箍咒’，说咱们家人谁犯了这条家规他就跟谁急。”听到妻子这样一说，房仕胜一脸认真地说：“三弟这些年容易吗？打打拼拼多少年才有了今朝的成就，我们做为亲人的不为他背后支撑着，不就是成心不指着他好吗！”这不，今年10月份，老父亲随着成龙到上海来，房仕胜到上海后本想与这个从未谋面的三弟见上一面，但当时成龙因为车展的事情太忙，加之正要接受澳洲一家电视台的采访，成龙委托人向他连连表示谦意，房仕胜也连连说，一切以工作为重。他高高兴兴地同父亲见面后就回到了广德。 房仕胜说他很喜欢看三弟演的电影，可每次他又不忍心看。他的小女儿房明明说：“爸爸就是不能看三叔的电影，一看就流泪。”原因是，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成龙在电视里飞上飞下的打，“那多苦多累，多危险！”房仕胜说。明明告诉我们，现在他们这一家子一看到是成龙叔叔的电影赶紧换台，要不然父亲又要流泪了。不过令房仕胜高兴的是，三弟乐于公益活动，积极造福社会并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去年当成龙被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着实让他兴奋地几宿没睡好，就像是自已取得的成就一样。 现在房仕胜的父亲已经90岁高龄了，但因为成龙的孝顺，他经常会抽出拍戏和社会活动的间隙陪父亲，因而父亲的心情很好，身体也很棒，这让房仕胜对三弟更增了一份由衷地感激之情。所以他很想当面对三弟成龙说一声：“三弟，感谢你。”1999年4月，成龙邀请香港亚洲电视台到老家来拍电视，大家很希望他能回去到家乡看看，谁知他的工作太忙，没有来。“但我想，我们一定会见到三弟的。”房仕胜满怀信心地说。